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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敢情这位还是苏轼的粉丝……想想也不稀奇，此时的苏轼可不只是大宋的明星，在金国还有个金富轼哩。

    由此可见，大苏是绝对的国际巨星。

    既是自己的老乡前辈，又有那么大的名气，该怎么做，似乎一目了然了。

    虞允文回到了住处，憋了三天，一篇文章写好，随后又是两天，在消息报上，头版头条，刊登了虞允文的文章。

    这一篇文章刊登出来，瞬间引爆了舆论，堪称现象级爆款作品了。

    虞允文写了什么呢？

    苏轼在嘉佑制策当中，提出今世有三患终莫能去……他针锋相对，提出求强兵，求丰财，求泽吏。

    很显然，苏轼认为的三患，就是冗兵，冗官，冗赋，和当时世人的看法，完全相同。

    但是在王安石变法之后，苏轼却称赞仁宗朝，持法至宽，用人有叙，专务掩覆过失，未尝轻改旧章。

    这就很玄妙了，你在仁宗朝写文章，痛批三冗，怎么到了神宗朝，就觉得仁宗朝很好了？

    莫非是故意寻章摘句，诬陷大苏？

    再往下看，苏轼曾经还称赞过商鞅变法，认为其人专，其政一……故此才能变法成功……此时的苏轼，是鼓励变法者学习商鞅，以一种壮士断腕的魄力，一往无前，推进变法。

    但是到了王安石变法期间，他又说君子未论行事之是非，先观众心之向背”，显然，此刻大苏所说的众心仅限于士绅官吏、豪强地主，至少也是士林众人，并不包括普通百姓，不然大苏也不会攻讦王安石，说他坏祖宗之法。

    很难想象，一个曾经盛赞商鞅的人，居然会批评破坏祖宗之法……

    如果说这些或许可能还有误会，但是在抑制兼并这件关乎封建王朝生死的大事上，苏轼也一如既往地表现出了反反复复。

    他曾经痛心疾首地指出“有兼并之族而赋甚轻，有贫弱之家而不免于重役。富者地日以益而赋不加多，贫者地日以削而赋不加少。”

    等到了王安石推动变法的时候，苏轼竟然又站出来，主张结人心，并且说“子产焚《载书》以弭众言，贿伯石以安巨室”。

    除此三点之外，苏轼还曾经极力主战，可是到了王安石变法期间，却又说好战必亡，甚至他还说不管胜败，都有灾祸。

    他还有个惊天地泣鬼神的论断，“胜则变迟祸大，败则变速祸小”。敢情在大苏学士看来，打胜了反而灾祸更大了。

    ……

    虞允文写了这么一篇文章，要是没点动静，那才奇怪呢！

    两位国舅亲自出马，“小虞先生，去我们那住下，你放心，我们兄弟会保护你周全的。”

    虞允文闷头无言，他说的都是真话……要知道他可下过苦功夫，研究东坡先生的，怎么还不让人说实话了……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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