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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一九四六年，劫后余生的上海正在渐渐恢复生气。五月，在这个法国梧桐长满新叶的时节，市长吴国桢提出了令人振奋的“大上海计划”。整座城市都沉浸在百废待兴的喜悦中。

    天还是鱼肚白时，福安弄里的扫地声就响起来了。很快，各家的炊烟也袅袅地升了起来。主妇们拎着水灵的茭白青菜从菜场回来，男人们在水门汀砌成的水斗前刷牙刮胡子。偶尔能看见一只老猫从晒着菜干和黄豆的窗台上窜过。半空密密麻麻地晒着衣服；再往上看便是各家的晒台，大多都放着几盆花，虽不是什么名贵品种，但不妨碍这些小花小草在阳光里自得其乐。

    不知谁家的收音机放得很大声，女播音员软软糯糯地念着新闻：“八月份，上海市都市计划委员会成立，市长吴国桢任主任委员。有记者提问，战后上海都还没有恢复，为什么要做这样一个远大的计划？吴市长的回答是：‘即使为重建，也要先确定今后都市建设标准，制定大纲及目前施政准绳……’”

    几个男人已经凑到了一起，七嘴八舌讨论着吴市长的大上海计划，嘴里的牙膏泡丝毫不妨碍他们指点江山。

    其中一个男人说话时也不停刷着手里拿的皮鞋，仿佛是件了不得的艺术品：“就算真的能把大都市搞成，那又怎样？我跟你算算账。一百元法币，十年前买两头大牛，五年前买一头猪，现在只能买一个鸡蛋。说到底，要是在政府里头没有人，走不通关系，那日子就不好过。”

    其实说这么多，意思只有一个，自己家有人到政府里头了。

    “顾先生好福气，你们家耀东今天去警察局一报到，往后就算吃上官粮了呀！”

    “耀东从小读书就厉害，人聪明，不出几年肯定要往处长、局长升！”

    男人嘴上谦虚着，脸上却是藏也藏不住的得意：“年轻人，哪有那么容易？我是告诫过他的，第一，做人要讲良心。第二，做事要踏实。第三……

    顾家二楼窗户被“啪”地推开，一个中年女人探身嚷嚷：“顾邦才！你又在外面一二三四，都几点了！不要回来帮忙的呀？”

    也许每户人家的早晨，都有一个心急火燎的母亲，一个无所事事的父亲，以及不紧不慢的孩子。

    耀东母亲来回奔忙准备早饭，见顾邦才刷着皮鞋慢悠悠晃进来，登时更来气了：“一双皮鞋刷三天三夜，儿子马上要报到，你就不能腾只手出来帮忙？”

    “我专门打理出来给耀东报到的。这可是蓝棠皮鞋店的手艺。”

    “十年前的样式，现在早就不时兴了。”

    “笑话，蓝棠的皮鞋就像王兴昌的衬衣，什么时候拿出去都镇得住场子。”

    “坏了！”耀东母亲一拍大腿，朝二楼大声喊：“悦西！顾悦西！快去帮你弟弟把衬衣熨出来！我忘了！”

    顾家大女儿顾悦西睡眼惺忪地从房间出来。身上的睡衣虽是丝绸质地，但颜色已经很旧了，一看便知是穿了很多年也舍不得花钱换新的。

    “好不容易回趟娘家，连个懒觉都睡不清净！”她越想越气，三步并作两步，一把推开弟弟的房门：“顾耀东！到底你报到还是我报到？我都是当妈的人了！别指望还跟小时候一样天天替你擦屁股！”

    屋里整整齐齐，连书架上的书也是从高到低有秩序地排着。顾家唯一的儿子顾耀东站在书架边，穿着笔挺的制服，戴着警帽，一个立正朝姐姐敬了个礼。他用另一只手抬了抬帽檐，露出帅气的脸庞。

    “警员顾耀东，向姐姐报到！”

    顾悦西居然看得愣了会儿神：“我来熨衬衣。”

    顾耀东咧嘴一笑：“我昨晚就熨好了。”他笑起来时干净、坦荡，眼睛里闪烁的稚气，让二十四岁的他像极了一个孩子。

    一九三二年日本人入侵上海时，十来岁的顾耀东爬到顾家顶楼晒台，从这条位于公共租界中区的小弄堂朝北望去，只能望见黑烟滚滚。听着闸北和虹口绵延不断的炮火声，他还有些懵懂。一九三八年上海沦陷，孤岛里依然繁盛。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，福安弄才真正陷入兵荒马乱。然而幸运的是，住在这里的人几乎都安然无恙。抗战胜利后的第一年，顾耀东以第一名的成绩从东吴大学法学院毕业了。他是个幸运儿，因为即便是在硝烟遮天蔽日的那几年，顾家也有阳光和烟火。

    顾家在福安弄里算是相对富足的。进门是一个敞亮的天井，两边摆满了不算名贵的花草，泥上的青苔渗着水珠。屋里并不奢华，但收拾得井井有条。地上的小花砖已经很旧了，不过也不妨碍主人将它们擦得光可鉴人。墙上、柜子上随处可见顾家人的照片。窗帘是一层白纱一层花布，像是刚洗过。桌上铺着本白色的钩花桌布，每个房间都摆着一只花瓶，插着几束平实的花草。木头楼梯已经有裂痕了，锈红色的油漆磨掉了又刷，里外几层，看得出一家人在精心呵护着它。而灶披间则是顾家的心脏，只要这里的炉火扑通扑通腾起来，顾家就开始运转了。

    一家人总算在饭桌前坐了下来。顾耀东捧着碗狼吞虎咽，忽然觉得脚边有什么东西。他把埋在碗里的脸伸出来一看，是父亲蹲在脚边，轻轻将那双蓝棠皮鞋放到地上。

    “试试。”

    顾耀东鼻子有点酸，生怕被看见，赶紧把脚伸进鞋子，不大不小，刚好合适。

    “爸，我是新人，穿这个会不会太招摇了？”

    “男人蹩脚就蹩在脚上，鞋子是一定要讲派头的。穿这双鞋往新人里一站，人家不高看你都不行。”

    顾悦西往嘴里塞着油条，翻着白眼：“爸，那是市警察局，里面都是什么人？谁眼瞎了会高看他。”

    耀东母亲：“凭什么不？你弟弟，东吴大学法学院第一名，比他读书厉害的，全长得歪瓜裂枣；比他模样好的，脑子全一锅粥。”耀东母亲和她男人顾邦才不一样，她夸儿子的时候从来不需要任何铺垫，更不留任何余地。

    顾邦才：“我们呢，确实是条件好，但做人还是要谦逊一点，不然容易惹人眼红。”

    顾耀东频频点头。顾邦才说得特别认真，他听得也特别认真，仿佛这真的是一个即将横在他面前的严肃问题。

    从福安弄出来，是车水马龙的北京东路。路口一队警察设了关卡，正在抽查行人证件，但凡有随身物品的，都要开包检查。这已经是近半年来的常态了。

    电车站已经有十多个人排队，排头蹲在地上窸窸窣窣擦皮鞋的人，正是顾耀东。时间还早，从这里坐电车到警局不会超过半个小时，就算司机开得优哉一点，也能提前到。他越想越踏实，嗤嗤笑着，脚上那双皮鞋越发闪耀起来。

    就在这时，顾耀东余光瞥见队伍末尾有个东西晃来晃去。是个中药包。再循着往上望去，一个白净清瘦的年轻女人站在队伍最后，看上去脸色不太好。

    顾耀东走到她面前，问道：“小姐，你不舒服？”

    “什么？”女人愣了一下。

    顾耀东指了指她手里的药包：“我看你拎着药，脸色也不太好，需要帮忙吗？”

    “不用了，谢谢。”

    顾耀东“哦”了一声，很干脆地扭头就走了。那个站在队伍末尾的女人偷偷看了他几眼，神色里带着警惕。

    电车靠站了，就在此时，几名警察从街对面的车站走来。

    顾耀东兴冲冲地上了车。今天坐车的人格外多，排在前面的几个人刚挤上车，就已经满员了。

    司机大喊着：“载不下了！等下一辆吧！”眼看要关车门，那个拎药包的女人忽然挤到车门外喊着：“警官？警官？”

    顾耀东从车上人堆里挤出个脑袋来：“你叫我？”

    “我赶着去看一个病人，给他送药，也不知道下一班车什么时候来。能不能麻烦你……”

    顾耀东看手表：“可我要去警局报到，时间已经……”他看着那个女人一脸焦急，最后还是跳下了车。

    “上车吧。”

    电车离开时，几名警察也到了。

    望着车窗外越来越远的车站，女人长长地松了口气。她穿着一袭旗袍，拎着菜篮子和一包中药，看起来和街上那些一大早去赶早市的女人没什么不同。其实这是她担任地下警委交通员的第四年。从嘉兴路巡捕房建起警察系统内的第一个中共地下支部，到现在整整十五年时间，中共上海警察工作委员会已经从当初两三个人的小支部，发展到了现在的十一个支部，一百多人。他们渗透在包括警察总局、各个分局以及监狱在内的各个要害部门，像一个个隐秘在巨大机器内的齿轮，在需要的时候，他们便会啮合，启动，共同运作成某件事情。而她，沈青禾，也是其中之一。

    尽管沈青禾有合法的公开身份——一个只身在上海跑单帮的小贩，但她的中药包里除了中药，底部还藏着几份足以让她被立刻逮捕的证件。

    繁华的商业大街上，到处挂着蒋介石的巨幅画像以及“大上海计划”的宣传语，人人都相信和平真的到来了。然而从年初开始，警察局就多了一项见不得光的任务——借登记户籍之名行搜捕地下党之实。几名同志连续暴露。沈青禾藏在中药包里的新证件就是给他们准备的。这关系到一群人的性命。迫于无奈，她只能出此下策，骗了那个小警察。好在用不了多长时间，下一班电车就会到北京东路，他应该可以顺利去报到。

    然而，下一班车并没有很快就来。

    顾耀东背着挎包狂奔在大街小巷，生硬的皮鞋底啪啪啪地拍在地上，恨不得下一秒就散架。只要再穿过两条大街和一个菜场，警局就不远了。

    此时的沈青禾正在菜场挑挑拣拣。不远处，有一间鸿丰米店。她一边煞有介事地讨价还价，一边观察米店情况。片刻后，一个中年男人在米店外挂上了“新米到货”的牌子，意味着联络点鸿丰米店一切正常，允许接头。米店周围也一切正常，没有眼线，没有探子，没有形迹可疑的人，这很好……

    沈青禾一回身，电车站的小警察杵在她面前。

    菜贩埋头数着零钱，哪壶不开提哪壶地揭穿她：“小姐你可真会过日子。像你这年纪，愿意来赶早市抢便宜菜的可不多。省下来的钱又够买一天的菜了吧？”

    顾耀东汗流满面地看着她篮子里的青菜，确实很水灵。青菜滴着水，他也滴着水，他忽然觉得自己就是棵菜。

    远处，海关大楼的钟声传来。八点了。

    顾耀东看了这女骗子片刻，最终什么也没说，转身跑掉了。

    “脸怎么这么红？发烧了？”那个刚刚在米店门口挂牌子的中年男人，此刻正和沈青禾坐在密室里。

    沈青禾已经汇报完了所有工作，但她的脸依然火烧火燎。“没有，路上走得热了。”她回答得有些勉强。

    “哦。快到夏天了，是该热起来了。”董建专心致志地翻看从中药包里取出的那些证件。作为中共上海地下警委书记，他既是这间米店的老板，也是沈青禾的上线。

    沈青禾重新包好中药，丝毫看不出里面少了东西，然后又用袋子装了些米准备带走。这是规矩，来米店一趟，空手出去多少会惹人疑心。她做这些事时井井有条，只是那个小警察的眼神始终挥之不去。

    “老董，白桦说警局新人今天几点报到？”

    “八点。”董建抬头看了看沈青禾，有些奇怪：“怎么了？”

    沈青禾没说话，这些细碎琐事就没必要汇报了。只不过，如果下次再在北京东路的电车站遇到，应该跟他道个歉，也许还应该送他一些最近跑单帮搞到的畅销货，罐头或者肥皂。

    很久以后沈青禾才意识到，在这个初夏的早晨，她亲手推倒了一个人的命运多米诺骨牌。

    十九世纪五十年代的上海，还是一个三界四方，华洋混居的城市。工部局用职业化的外籍警务机构“巡捕房”代替了民间更夫，并且建造了公共租界内的第一所捕房——中央捕房，这便是中国领土上最早的近代警察机构。到一九三一年，工部局又购得福州路185号(当时的124号)地块，在此筹建新的中央捕房，一直留存了下来。

    抗战胜利后，国民政府派员接收了伪上海市警察局，合并了公共租界警务处、万国商团、火政处等八个机构，成立了上海市警察局，局址仍设在福州路185号。这便是顾耀东今天要去报到的地方。

    局内共四幢高楼，北面一幢面朝福州路，共九层，内设电梯，主要为办公所在。其余三幢楼内，各设有餐厅、澡堂、警员宿舍以及礼堂等生活设施。

    顾耀东冲到警局的时候，新人入职大会已经接近尾声。

    警卫不客气地把他拦在了礼堂门口：“这都几点了？局长有令，凡是迟到者一律不许入内。”

    礼堂大门紧闭，顾耀东盯着门，喘着粗气，不知所措。门里不断传出热血沸腾的掌声，门外却寂静得像是被遗忘的世界。他不自觉地又靠近了一些，想着站在警卫身边至少不会出错。

    “边儿上去！”

    顾耀东一个人默默去了角落。没人看着，他依然站得笔直。警卫瞄了两眼，只觉得这新人傻气逼人。

    也不知道等了多久，礼堂的门终于开了。新警员们一个个神采飞扬地拥出来。

    顾耀东赶紧迎上去：“请问……”话还没说出口，他就被人流挤开了。

    好不容易等到所有人离开，他才走进空荡荡的礼堂。地上散落着废纸。在讲台旁的地上，顾耀东看到了自己那份被人踩过几脚的人事档案。他捡起来，看到在任职部门一栏写着“刑警一处”。

    刑一处里没有一个闲人，换句话说，就是没人搭理一个新人。顾耀东在门边杵了很久，只有在挡了路时，才会被人注意到。

    蓝棠皮鞋被踩了好几个大脚印子。顾耀东心疼地用手擦干净，然后硬着头皮进了刑一处。

    偌大的办公室里闹哄哄的，做笔录的，拍桌子踢板凳恐吓犯人的，各种声音此起彼伏。顾耀东打算先找个不挡路的地方待着，刚在角落找到张空椅子，屁股才坐一半，一名警员就抱着东西过来要放在椅子上。

    “让开让开！”

    他赶紧让座，战战兢兢地问道：“请问，我来报到……”

    “没空！”

    顾耀东第一次体会到，什么叫站着多余坐着也多余。

    就在这时，刑一处处长王科达带着队长杨奎和几名警员进来了。顾耀东谁也不认识，听见有人喊“处长”，这才反应过来。

    “报告，我是新来的警员。”

    顾耀东把被踩得皱巴巴的材料整理好，递到王科达面前：“这是我的档案。”

    王科达没有伸手去接，脸上看不出喜怒。顾耀东站在那里仿佛空气。他以为找错了人，手僵在半空中，不知该不该收回来。

    王科达问杨奎：“这谁啊？”

    杨奎接过档案，看了上面的名字：“你就是顾耀东？”

    “是。警员顾耀东，受命来刑一处报到！”

    杨奎：“处长，这就是早上迟到的那个。人事处把他分给我们了，但是迎新会都快开完了，他还没到。”

    王科达：“第一天报到就迟到，还来干什么？”

    王科达径直进了自己的办公室，把门一关，不再理会。

    杨奎又看了几眼档案，笑呵呵地问：“东吴大学毕业的？”

    “是。”

    “高才生啊。”

    一股感激之情油然而生，这是今天到目前为止唯一一个和善可亲的人。顾耀东想起出门前父亲那番关于“做人要谦逊”的叮嘱，认真想着该如何自我介绍。还没来得及开口，杨奎就把档案扔到了他脚下，转头跟旁人说：“人事处是不是有毛病，把这种人往我们一处塞？不知道刑一处在局里什么地位吗？”

    屋里的人都看着这位稀有的高才生。

    杨奎没读过什么书，但他知道一句话，百无一用是书生。他坚信在警察局里尤其如此，“这里没你的位置，自己换地方吧。”

    顾耀东昏昏然地捡起档案，最终什么也没解释，转身朝门口走去。刚走到门口，杨奎忽然又叫住了他。

    “哎！等等！”

    顾耀东充满希望地转回身。

    “出门记得把门关上。”

    在哄笑声中，顾耀东走出刑一处，轻轻地，很有礼貌地关上了门。在门掩上的一瞬间，他听见杨奎说，“皮鞋倒是很有派头啊。我看他不应该来当警察，应该去当电影明星。”

    顾耀东把档案装进挎包，站在人来人往的走廊上，无所适从。

    刑警一处对面，是刑警二处。办公室大门敞开着，处长夏继成就坐在正对大门的位置。在他面前的桌上，放了一包香气扑鼻的烤鸡，油已经渗透了牛皮纸，然而他的目光却越过烤鸡，停留在走廊上的顾耀东身上，似乎被那个硬生生杵在外面的生瓜蛋子妨碍了吃鸡。谁也不知道他坐在这里看了多久。

    “赵志勇！”

    一名和顾耀东年纪相仿的警员赶紧跑了过来。

    夏继成指了指走廊上的顾耀东：“把外面那小子领进来。”

    “是！”

    很快，顾耀东就被领了进来，像极了一只从大街上被人领回来的小猫，茫然而忐忑。

    刑二处和刑一处的格局相同，不同之处在于，二处没有任何新警员来报到，看起来很是闲适。处长夏继成并没有坐在他的专用办公室里，而是和几名警员凑成一圈，津津有味吃着烤鸡。

    烤鸡太香了，甚至没人察觉到屋里来了新人。

    赵志勇有些不好意思地朝顾耀东笑了笑，小声喊着夏继成：“处长，人带过来了。”

    夏继成这才抬起头来。他一手拿着鸡翅，一手拿着鸡腿，满嘴是油。顾耀东一时瞠目结舌，忘了说话。直到赵志勇在背后悄悄推了一把，他才反应过来，赶紧敬了个标准的军礼。

    “处长好！我是警员顾耀东！今天第一天来报到。”

    夏继成笑呵呵地站起来，看了看自己的双手，把鸡翅扔到牛皮纸上，随手蹭了蹭，朝顾耀东伸出手：“欢迎加入刑二处。”

    顾耀东盯着那只油乎乎的手犹豫了几秒，最后还是伸手和他握了握，那油腻的感觉让他心里一阵发毛。

    夏继成把另一只手上的鸡腿递给他：“吃个鸡腿？”

    “报告，我在家吃过早饭了。”他缩回握过的油手，不知该如何安放，一旁的赵志勇悄悄塞给他一张报纸。顾耀东心存感激地擦了擦手。

    刑二处的一切都很随意。桌椅板凳随意地横着，窗台上几盆不知名的植物随意地歪着，警员们就更是变本加厉了，有人剪指甲，有人看报，年纪最大的警员竟然在织毛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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